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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文化

日本文化

肉食禁令






促使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明治維新時,明治天皇才十五歲。而將政權轉讓給明治天皇的德川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,當時才三十歲,在位僅一年。

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都很年輕:大久保利通三十八歲,木戶孝允三十五歲,福澤諭吉三十三歲,大隈重信三十歲,陸奧宗光二十五歲,西園寺公望二十九歲。或許,年輕,正是改革社會的原動力。

五年後,混亂的社會逐漸穩定,明治政府才解除持續有一千二百年之久的「肉食禁令」。只是,即使禁令被解除,國民也無法馬上習慣吃肉食,於是,明治天皇只得以身作則給國民看。

不過事實上,明治天皇很討厭吃肉。但是因為得跟西方人接觸,又得示範給國民看,才勉強在公眾場合吃食肉類。

天皇,實在也很難當。現在的天皇,生活得更鬱悶;不但不能掌權,一舉一動都得聽「宮內廳」的安排。幸好,天皇至今仍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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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輛腳踏車

美國進口的第一輛腳踏車出現在日本時是明治三年(1870)。當時的腳踏車都是木製的,後輪比前輪大,人騎在上面,必須用腳邊踢地面邊前進,比走路還累。

起初被稱為「自在車」、「台人車」、「自轉車」等,明治十年(1877)才被統一成今日的「自轉車」。價格當然非常昂貴,根據記載,明治十六年(1883)時,一輛腳踏車的價格是三百圓。而當時警察的初次任職月薪是六圓,組長最高月薪也只有五十圓。可見腳踏車對一般小市民來說,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。

日本國產第一輛腳踏車於明治十二年(1879)上市,因為也是木製的,無法普及。真正的國產鐵製腳踏車是明治二十六年(1893),一家獵槍廠商製成的,除了輪胎以外,全是自家製的。

汽車駕照制度則始於明治四十年(1907),第一位考上駕照的是三井財閥家的司機。女性呢?這就得等到大正六年(1917)時才出現。不過,想想,日本於八十年前便有女性在開車了,日本女性在亞洲是不是也算很先進?(絕無輕視其他亞洲女性之意,請別誤會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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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西莫西

電話是1876年美國發明的。第二年,發明者本人就到日本宮內廳實地表演給皇家看。

1890年時,日本一般平民才開始使用電話。最初是東京和橫濱,據說當時申請電話線的人,僅有二百三十多人。

但是當時日語中沒有可以代替「哈囉」的詞,於是曾在美國專門研究電話的一位叫加藤木的專家,便創造出「莫西、莫西」這個詞以代替「哈囉」。

不過,「莫西、莫西」雖然被創造出了,起初還是無法立即普及,於是有人在打電話時喊著「喂、喂」,然後接電話的人才回說「嗨,有什麼事嗎?」數年後,電話的回應詞才被統一成「莫西、莫西」。

現在一般說來,日本人在打電話給人家時,第一句會先報出自己的姓氏,再問對方是不是某某家,若沒打錯,才報出要找某某人或有某某事等目的。接電話時,第一句也是先報出自家姓氏。很少有人會在第一句就說「莫西、莫西」的。「莫西、莫西」是在中途聽不到聲音,或沒人反應時才會用到。不過,大哥大普及以後,一般通常都是先喊出:「莫西、莫西」,因為接電話的一定是你想找的對象。

家中只有女人或母子家庭,通常比較警惕,接電話時只回聲「嗨」,聽完對方報出自己姓氏或目的時,才表明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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跪坐的規矩

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日本人跪坐的習慣。而且,這個習慣似乎是日本人的專利。雖然現代日本年輕人從小就過慣椅子或是沙發生活,不過造訪人家時,若是被請進和室(榻榻米房),除非主人關照說可以改為隨意坐式,要不然還是得乖乖跪坐在座墊上。

據說,這種跪坐方式,始於室町時代(1336–1573)末期,在這之前,日本人的坐法跟韓國人相同,男人是盤坐,女人是豎立著單膝半跪坐著。後來茶道茶室被設計為很小一個房間,盤坐會碰到鄰人膝蓋,才改為跪坐方式。另一種說法是,室町末期的女人和服下擺變成直筒式,無法保持豎立單膝的坐法,才改為跪坐的。

造訪日本人家被請進和室時,一般來講得在房外先跪坐著,雙手平貼在膝下,一邊打招呼一邊行個深禮,進房後跪坐到座墊前,也得行個禮道句「失禮」。當然啦,熟悉的親朋好友是不會講究這麼多,不過即使是親朋好友,在進房與退房前,也得行個輕微的禮。而且,腳不能踏在門檻上。這在自己家也是一樣。

其實這是一種日本式境界通行儀式。日本各地鄉村的村境,一定都有地藏菩薩,村人進出時都會在地藏菩薩前合掌祈求旅途平安,或報告已平安回來等事。這種習俗縮小至家或房間的單位,就變成上述那種外國人可能會感到煩冗的禮儀。

不過,這種境界通行儀式,並非只是日本民族才有。阿爾卑斯山或安第斯山脈等全球主要山脈的山頂,都留有許多古代祭奠遺跡。古代希臘的斯巴達王(Sparta),善於打戰,但是每逢遠征時,也都會在國境祭拜宙斯神,占卜勝敗。

只是,將這種境界通行儀式不憚其煩地搬到家中的,大概只有日本人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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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當電車車掌

明治23年(1890),日本國民在東京上野公園第三回內國博覽會會場中(明治政府為振興國內產業所開辦的產物博覽會,始於1877年東京上野公園,終於1903年第五回大阪博覽會),首次目睹路面電車,那時只是試車而已,並未真正在一般路面行駛。

五年後的明治28年(1895),京都才出現第一輛實際在路面行駛的電車。為什麼是京都,而非東京?因為電力的關係。日本最初的水力發電廠是京都蹴上發電廠,明治24年(1891)時才開始利用琵琶湖的水力發電。所以第一輛路面電車出現的地點便非京都不可了。再說,京都的道路是棋盤格狀,正適合電車行駛。

而且當年京都正在舉行第四回內國博覽會,路面電車剛好可以用來輸送參觀者。規定搭乘人數是十六人,時速八公里。好像騎自行車比較快,不過在當時非常有人氣。可笑的是,駕駛座在車廂前面,沒有頂蓬,駕駛員於下雨天得穿著簑衣,不怕雨、不怕風地前進。更可笑的是,電車上竟沒有電燈,所以夜晚時,駕駛員身旁會出現個打工少年,提著窄長的燈籠照亮駕駛盤。若是下雨天的夜晚呢?喔,不敢想像,大概會掛出「由於不可抗力之因,本日停駛」的牌子吧。

地下鐵是昭和二年(1927)12月30日出現的。東京的上野與淺草之間,距離僅有二公里多,由於是採用「自動剪票口」,乘客只要丟個十錢銅板,剪票口便會自動打開,因此開工不久馬上成為東京的新名勝之一。

昭和時代初期,有大半以上的日本兒童,作文會寫說:「長大後要當電車車掌」。當然這夢想並非人人都能實現,所以,一、二年前市面出現電車虛擬CD時,據說竟成為不為人知的暢銷品之一。誰會買啊?就是這些不能實現孩提時代的夢想,長期景氣低迷的現實生活又苦不堪言,只好於休假日躲在電腦前假想自己是電車車掌的歐吉桑們嘛。

平成時代的日本兒童呢?目標當然是宇宙飛行員。至於他們的夢想會不會實現,只能聽天由命了。不過,有一個昭和時代的兒童,實現了平成時代兒童的夢想。他是:若田光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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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士道

何謂「武士道」?

有不少網友寫信這樣問我。只是「武士道」並非三言兩語便能解釋清楚,於是一拖再拖,直至今日。

何謂「武士道」?

新渡戶稻造博士在他的著書《武士道》中說:武士道即對自己的良心要負起「恥」的責任。

日本文化是「恥」的文化。「恥」,就是不可做出丟臉的事。遭遇天災導致社會大混亂時,很少有日本人會乘隙為非作歹,正是這個「恥文化」的作用。在指定的日期、指定的時間內,乖乖送出瓶、罐、可燃、不可燃、再利用等被分類得一清二楚的垃圾,也是這個「恥文化」的作用。

這是一種無形的社會枷鎖,在日本,比法律更有力。日本是島國,一旦遭受社會遣責,便無立錐之地,除非你去跳海。所以日本人自殺案件很多。自古以來,日本就有「村八分」這種無形的枷鎖存在,這是一種全村都與其斷絕交往的制裁,也正是「恥文化」的基石。所謂「村八分」,剩下的「二分」是婚禮與喪禮,表示除了此「二分」外,其他活動均不讓你參與。

何謂「武士道」?

簡單說來,是:武士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,性命隨時可化為鴻毛。

武士社會的規律非常嚴格,武士家庭的教育也極為嚴厲。男子若不幸生為武士家子弟,從小就得學習「忍」。「忍」字是「心上有刃」,用刃壓抑心(自我)。沒飯吃要忍、沒電視看要忍、沒老婆可娶要忍……凡事都要忍,待父母判斷出孩子於任何處境均能克己時,才進一步教導武術與其他技能。

為什麼得先學習「忍」?因為武士一出家門,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性。尤其是戰國時代,走在路上,彼此稍微看不順眼,當場就拔刀嘶殺,若非從小就訓練有成,恐怕有幾條命都不夠。所以武士出門時都靠左走,以免與別的武士迎面相逢。現代日本的車行道都是左側行駛,也是有歷史根由的。

正因為武士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性,日常生活才非常注重「生」。如何活得更有意義?如何完滿地了結自己的「生」?如何在臨死時能走得無悔無恨?這些問題都可說是生為武士的終生課題。

也正因為日常生活非常克己,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,武士隨時都可將性命拋出。

那麼,一般庶民跟武士道完全無關嗎?好像也不是。江戶時代的私塾,課本裡就有《武士道》教材。所以一般庶民也是從小就浸泡在「武士道」精神中的。

第二次大戰後,日本民不聊生,糧食都是配給制,幾乎所有的都市居民均靠黑市糧食撐過來的。但是有一位法官(山口良忠),秉著自己是審判罪人的身份,不能以身作則做出違法之事的原則,雖然不禁止妻兒們購買黑市糧食,自己卻固守紀律,結果活活餓死。這正是一種「武士道」精神。

第二次大戰期間,「武士道」被軍國主義者歪曲成「絕對服從」。不過,真正的武士,即使是君主的命令,只要認為君主有錯,仍是會以死來抗拒。武士的切腹行為,是一種淨化魂魄的手段。當時的武士思想,認為死的方法越壯烈,魂魄便能昇華至更高尚的階層。作家三島由紀夫選擇切腹自殺手段,也是基於這種武士精神。

何謂「武士道」?

總結一句話:賴活不如好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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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服包包的美學

有人問:日本女人和服背後那個包包,有什麼作用?

其實那不是包包,是腰帶的打結。桃山時代(1582-1600),豐臣秀吉積極倡導海外貿易,招引許多傳教士遠渡重洋到這個東方極地島國。當時日本人見傳教士的外袍是用繩子狀的帶子繫住的,很感興趣,紛紛模仿,日後又受朝鮮傳統服的寬腰帶影嚮,才逐漸演變成今日和服那種包包結腰帶。

最初只是將編成繩子狀的帶子,層層纏在身上而已。這是名古屋繩帶與博多繩帶的起源。江戶時代才改為寬腰帶。本來也只是三、四公分寬的腰帶,後來漸漸加寬,成為今日需折兩半纏在腰上的腰帶。但是這種纏法會隱沒女性的三圍,變成上下一般粗的圓柱形身材,於是女人們便想出在腰帶上打結的方法,並且盡量讓打結靠近胸部,以強調曲線。

和服腰帶的打結,起初也跟全球所有男性皮帶一樣,結在正面,打結也很小。不過腰帶本來的目的就是想引人注目,只好越打越大,最後大到看不到腳趾,走起路來像挺個啤酒肚子。又因這樣一來行動反而不方便,江戶時代初期,日本女人乾脆來個史無前例的服飾造反,將腰帶的打結搬到背後。並將西方婦女不可欠缺的項鏈、胸針等裝飾品,全改頭換面成為繩帶或是其他,統統裝飾在前面或背後的腰帶上。所以請別小看那個包包,那個包包其實很有學問的,細看之下,能看出妳出身良好或是貧賤。穿和服時,也通常不能戴其他閃閃發光的首飾。

另外,和服下擺的風花水月花紋,走動時會如何擺動、會增添多少女人的韻味,都是經過細心研究後才被設計出的。在這些花紋上,又該繫上何種顏色或花紋的腰帶與繩帶,也是一門非臨時抱佛腳便能暗記住的美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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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子」與崇日心理

日本女人名字末尾常見「子」這個字。據說,這個「子」是古時宮廷貴族社會喜好為女子取的名字。明治維新以後,一般庶民才開始流行開來;昭和時代以後,過半數的女子都是某某「子」。

為什麼會衍生這種風俗?因為平安時代(794-1192)盛行陰陽五行,謂女性是「陰」,「陰」又是「穴」,是四次元的冥府,創造萬物的根源世界。而這個「陰」的方位是「子」,以時間觀念來講,「子」是一天的結束,也是一天的開始。所有嶄新的事物,都是從這個四次元世界創造出的,而「子」的中心存在,正是女子。

有些人認為在網上取名某某「子」是一種令人唾棄的崇日心理。其實也不必這麼小心眼,翻翻統計,日本女子的名字排行榜,在明治末年大正初年(1912),第一名是「千代」(ちよ),翌年以後,才讓位給「正子」(まさこ)、「靜子」(しずこ)、「文子」(あやこ)、「幸子」(さちこ)、「久子」(ひさこ)、「和子」(かずこ)等「子」族的。

這些「子」持續到昭和末期,昭和55年(1980)開始,榮登排行榜前十位的是「美咲」(みさき)、「惠」(めぐみ)、「愛」(あい)、「彩」(あや)、「舞」(まい)、「瞳」(ひとみ)、「楓」(かえで)、「萌」(もえ)等單字名。其中「愛」連登寶座有八年之久,「美咲」持續了六年之久。

去年的排行榜前十名是「萌」、「美咲」、「優花」(ゆか)、「舞」、「彩乃」(あやの)、「葵」(あおい)、「七海」(ななみ)、「玲奈」(れいな)、「明日香」(あすか)、「未來」(みらい)。或許有人會奇怪,怎麼取這麼俗氣的名字?這些名字都要用日本音來唸,才能理解字義中的豪爽與隱含在內的父母期待。

正因為我知道日本女子名字的變遷,所以偶爾看到有人提及「子」字跟崇日心理的關係留言時,總是會偷偷苦笑。孔子、莊子、老子等聖賢,可能也會在地下搖頭嘆道: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唉,孺子真是不可教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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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勝男子一籌

與日本女子的名字比起,男子的名字就遜色多了。大正時代的排行榜前幾名都是「正一」(せいいち)、「正二」(せいじ)、「正三」(せいぞう)、「一郎」(いちろう)、「三郎」(さぶろう)、「秀雄」(ひでお)、「正雄」(まさお)之類的。不必動用任何一條腦筋,聽到名字當下就能猜出對方在家排老幾。

昭和時代五十年間卻都是單字名,「清」(きよし)、「勇」(いさむ)、「明」(あきら)、「勝」(まさる)、「博」(ひろし)、「誠」(まこと)、「浩」(ひろし)之類的。1980年開始才又出現兩個字的名字,「大輔」(だいすけ)、「直樹」(なおき)、「大介」(だいすけ)、「健太」(けんた)、「翔太」(しょうた)、「大樹」(だいき)、「拓海」(たくみ)等。

去年的排行榜前十名是「大輝」(だいき)、「海斗」(かいと)、「翔」(かける)、「翔太」(しょうた)、「大地」(だいち)、「大樹」(だいき)、「拓海」(たくみ)、「一輝」(かずき)、「涼太」(りょうた)、「匠」(たくみ)。嗯,男子的名字,左看右看總是感覺不出有父母為女子取名時那種細心與創意。

在日本,女子與兒童同等,被列為應當受保護的階層。聽起來很令人動容,卻被女權擁護者叱為是一種不平等待遇。說來台灣女子或許不相信,因為今年四月開始,日本女子才被允許可以任意加班或出差。

以前,我曾在N.T.T.(日本電信局)上班,專門編輯電話簿,每逢忙得人手不足必需加班時,晚餐由公司負責,編輯部全體員工會留下來加班。但是女子只能加班到八點,再讓公司的專車送到車站各自歸家,男子得繼續留下加班到十一點。正因為有這種保護條例存在,日本女子即使能力不輸於男子,也是很難升任主管。

至於日本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是真的很低這個問題,我曾經聽過一位嫁給日本人的美國婦女這樣說:「誰說日本婦女地位低?在家掌握著經濟大權,連丈夫的零用錢也管得緊緊的,又不用參加丈夫在外的任何交際應酬,這對美國一些婦女來說,簡直是個夢想。」我聽後,首次知道,原來也可以這樣想。

在外國人眼裡看來,日本男人一般是大男人主義,女人也一般都很順從。不過,那是明治、大正時代的遺風,敗戰以後的日本夫妻關係,正如十個指頭各有長短一樣,其實是各色各樣的。

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較低,倒是真的,因此當父母的才會用心替女子取名字吧,祈望她們能「明日香」,能有「未來」,能開出一朵美麗的花,能「舞」出一個漂亮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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遞嬗中的日本年輕世代文化

日本的所謂「年輕人文化」,嚴密說來,是戰後才形成的。戰前,文化先驅或是推波助瀾者通常是一些知識份子,換句話說,也就是成人在主導文化。戰前,乃至更早的時代,年輕人是無法也無力主張自我的存在,甚至是一群沉默的弱者。戰敗後,所有的既成概念與舊有體制,全部瓦解,使得何為「是」?何為「非」?都沒有一個標準規範可以遵循,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「失重狀態」,人人無所適從、無法可循。

日本戰敗那一年,上野車站每天都會出現餓死者,最多時一天有六個餓死者。翌年,斑疹傷寒、天花、霍亂等惡疫猖獗,全國死亡人數總計高達七千。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後,混亂的社會才急遽收束,人們努力地構築「戰後市民社會」,往「秩序」之路邁進;年輕一代的卻我行我素,有的躑躅不前,有的暗中摸索自我的秩序……,總之,他們不再盲目跟隨大人們的足跡了。這正是「年輕人文化」的醞釀期。

「年輕人文化」的開創始祖是「太陽族」。現今稱謂新生一代為「某某族」的標籤詞句,也是自此而來。「太陽族」出現於昭和二十年代末期,正是在戰爭中渡過童年、青春時期迎接戰後的一群。昭和三十年(一九五五),當時還是大學生的石原慎太郎(現為東京都首長),便曾以戰後都會年輕人的風俗潮流為主題,寫下一部名為《太陽的季節》的小說,榮獲芥川文學獎,翌年被拍成電影,造成史無前例的瘋狂潮流,也招惹來成人們的注目與警戒。

與當今年輕人的舉動比較之下,「太陽族」其實是相當可愛的,充其量不過是呼朋引伴聚集在湘南海岸喝酒、唱歌、打架,或是三五成群相約到深夜喫茶店閒磕牙、熬夜而已。但是,對當時急於重建新秩序的成人們來講,這種「無軌道集團」卻不是樂見的現象;於是,湘南海岸出現了監視青少年行動的巡視組織,地方政府制定了取締深夜喫茶店的條例,公共媒體組成「媒體懇談會」,呼籲電影公司慎重考慮不要拍攝此類青春電影……。

《太陽的季節》上映後兩個月,由石原慎太郎之弟石原裕次郎主演的《瘋狂的果實》,又創下票房高達一億五千萬日圓的記錄,形成一股排山倒海的「裕次郎旋風」。之後,銀幕中的「裕次郎」,就變成當代年輕人憧憬的形象,也代表當時的「年輕人文化」。

接著是一九五九年出現飆車族始祖「雷神族」,服裝是黑皮革夾克,頸上繫著一條白色領巾,有如二次大戰戰鬥機飛行員打扮,不過都是單獨騎著摩托車自娛,不會做出集體製造噪音的行動。

然而,包括一九六一年出現「六本木族」在內,都只是社會一隅突發性的而已,還無法形成大眾特有且固定的文化。「年輕人文化」真正演變成顯著的社會現象,並成為帶動社會走向的火車頭,則要等戰後嬰兒潮的「團塊世代」跨入青春期之時。

所謂的「團塊世代」,狹義說來,是指一九四七~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男女,人數大約有八百萬人;廣義說來,則指昭和二十年代(一九四五~一九五五)出生的二千萬人。這個集團,幾乎全體都走過同一條路程,他們出生地各不相關,卻為了升大學或是就職,集體移動到大都會定居下來,婚後再移動至大都會四周的衛星都市。現今日本人口極端集中在大都會四周的現象,其實正是這些「團塊世代」當初全體移動的結果。

「團塊世代」能奠定「年輕人文化」基礎的最大原因是:「大家都是離家在外求生或是求學的同病相憐者」。根據統計,東京學生街代表的高圓寺車站附近,一九七零年的總人口比率中,有半數以上正是「團塊世代」。一個城鎮中,人口半數以上都是同病相憐的年輕人的話,自然會形成一股特有且固定的文化。

「團塊世代文化」總結說來,可以簡化為三個焦點來解讀:「消費文化」、「反抗文化」、「感性的解放文化」。

消費文化:

這個世代,因為離家獨居,所以每個人都生平首次嚐到自己掏腰包、自己選擇服飾或是商品的經驗。當時的尖端潮流是迷你裙、牛仔褲、男生留長髮、閱讀成人視為不良書刊的漫畫……。「團塊世代」藉著自由選購商品表現自我,也藉著消費批判迄今為止視生產為首要的舊世代。雜誌的專輯常見「你是披頭四黨或是滾石黨?」、「你是ivy派還是continental派?」等的標題。「團塊世代」特別喜歡選擇少數派的一方,「少數派=真貨=正確」這個信念,對他們來說,幾乎是一種信仰。這種信仰還包含「大人=主流=多數派=不純粹,年輕人=反主流=少數派=純粹」的吶喊。

反抗文化:

提到「團塊世代」,一般日本人通常會聯想到「校園抗爭」。電視上時時會重播當時的影片內容為:大學生們死守在大學校園內,或是個個戴著白色鋼盔在街頭與機動部隊起衝突的刺激鏡頭。不過嚴格說來,真正參與「全共鬥運動」(一九六八~一九六九年,全國性大學鬥爭學生運動)的人數,只不過是「團塊世代」中能夠升大學(人口比率僅有百分之十幾)的幸運者之中的一小部份而已。大多數人都與「全共鬥運動」無關。

「團塊世代」的反抗文化象徵正是牛仔褲與迷你裙。全體穿著令大人們皺眉的同樣服裝,一方面無言否定大人們的世界,另一方面也是藉著服裝增強年輕人之間的連帶感。其他例如電子吉他、校園民謠等年輕人文化,都還未離譜到大人們無法忍受的程度,直到「流浪族」(以新宿車站前的草坪地為聚集場所,大伙兒無所事事地或坐、或躺在草坪上發呆,什麼事都不做的集團)、先鋒派民謠出現後,大人們才真正體會到新舊世代之間,的確有一條永遠無法跨越的代溝。

感性的解放文化:

當時的流行語是「feeling」,凡事都看對方的「feeling」合不合自己口味,合則聚,不合則分。這種「feeling」主義,對當時的大人們來講,簡直是一種「斷絕宣言」。因為大人們無法理解年輕人口中的「feeling」到底是啥玩意。大人們是「少數服從多數」,年輕人卻是「我想幹啥就幹啥」、「重視自己的感覺」。遺憾的是,迄今為止的日本人,都已經習慣了壓抑「小我」以成全「大我」的社會規則,也因此,舊世代與新世代之間的代溝,就完全喪失了填補的機會。

「團塊世代」之後是昭和三十年代前半期(一九五六~一九六零)出生的「縫隙世代」,又稱「原始新人類」。這個世代從小看著「團塊世代」嘴巴喊著「我想幹啥就幹啥」,其實,在幹什麼事都會召集同類的大集團長大,等到他們處於青春期時,就不免在下意識與「團塊世代」刻意保持著一段距離。「團塊世代」不管在政治觀點或是流行服飾上,旗幟都非常鮮明,凡事黑白分明,敵我之間分得一清二楚;「縫隙世代」卻無法接受這種感覺,凡事都抱著「何必認真」的態度,敵我不分,以便隨時可以轉換立場。

簡單說來,「縫隙世代」是「疏離世代」。高中時代時,利用下課十分鐘躲在教室角落閱讀自己的漫畫;大學時代時,假日各自埋頭在自己的世界中,絕對不會呼朋引伴集體一起做些什麼事。這個世代的人口比率非常少,不喜歡標新立異,擅長尋找一些不屬於大眾化的小道具,例如默默無聞的某歌手的進口唱片、非常難懂的科幻或是推理小說、後街小巷中一家不起眼卻很溫暖的喫茶店……;尋得後,再自己獨享自己所欣賞的世界,將感情隱藏在自己心中。表面上卻又能跟「團塊世代」與後進的「新人類世代」融洽相處,可說是個最不透明的世代。

「新人類世代」則是生於一九六一~一九七零間,將近半數的人是在大都會出生、成長。這個世代的升學率很高,競爭激烈,出社會後又遭逢男女雇用平等法,女性不再是辦公室的花瓶,而是男性的競爭對手,因而造成許多男女想結婚卻苦無對象的悲慘結果。從小就因為競爭激烈,放學後得再上各種補習班,致使他們養成凡事沒有指導手冊便無法下手的習慣。再加上這個世代大多數是在小家庭中成長,缺乏與年齡差距大者的交往經驗,因此相當重視個人生活。

八十年代正是日本泡沫經濟時期,也是消費文化最旺盛的時期。新人類在商品紛雜、五光十色的環境中,只能拚命參照生活指南,慎重研討商品本身的價值,也因此無形中培養出他們對商品的鑑賞力,製造出一批「OTAKU族」(對某商品或是某件事具有深度知識,卻不擅於與他人交際的人)。「新人類世代」可以說是「能歸納分類、劃清世代間界線」的最後一個世代,緊接其後的「團塊新生代」(團塊世代的下一代),因為特有文化還未成形,再者與「新人類世代」之間的世代色彩差異也不怎麼明顯,因此二者間的代溝顯然較小。

不過,這群一九七零年以後出生的「團塊新生代」,也是具有幾點特色,例如:

【游離性高】:「新人類世代」的游離性通常體現在他們的行動原則上,例如以消費為主軸的日常生活感覺上;但是「團塊新生代」的游離性卻是在「個體」本身。他們對自己缺乏自信、非常在意流行走向、容易受別人意見的影響、介意異性的目光,因此他們往往故意漠視他人的看法與眼光,表現出「旁若無人」的態度。他們重視身體的感覺,「愉快」與「不快」的分界線很清楚,這可以從他們喜歡舒坦鬆垮的服裝、饒舌歌(rap music)、牙買加雷鬼音樂(reggae)等幾項共通點看出。

【不擅與人溝通】:交際範圍比「新人類世代」狹窄,對人際關係不感興趣,朋友之間的連帶感非常薄弱。呼叫器是他們的主要社交工具,打電話時也不喜歡有的沒的講個不停。換句話說,他們一般都不擅於與人討論沉重的社會問題,朋友之間也鮮少聊起個人煩惱之類的陰鬱話題,所有的人際關係都止於「點到為止」,不做進一步的干涉。

【嗜好卡拉OK】:百分之八十以上的「團塊新生代」,每個月都會定期與朋友到卡拉OK唱歌。這也是「不擅與人溝通」的特徵之一。如果是參加飯局聚會,免不了得跟別人談論各種話題,卡拉OK卻可以迴避這種麻煩,大家聚聚、唱唱歌,唱完就揮揮手說拜拜,既可享受一時的沸騰氣氛,又可排除一切深入對方生活的人際關係。

【肯定神怪世界】:大體說來,「新人類世代」否定「死後的世界」與「占卜算命」這些不切實際的東西,「團塊新生代」卻非常支持這種缺乏理論性的「八卦」。對於超自然能力、幽浮、死後的世界,所有與科學背道而馳的探討科目,都能全盤接受。

【盲從媒體】:這群從小就在大量漫畫、眾多雜誌中成長的世代,很容易盲目跟著媒體東跑西竄。「新人類世代」喜歡探求媒體製造出的流行話題的幕後真相,「團塊新生代」卻有現實與虛構混為一談的傾向,不擅於分析媒體內部的構造,也懶得追究媒體報導背後的另一面深層意義。

總結說來,「團塊世代」是集團份子,「縫隙世代」是疏離份子,「新人類世代」是個體份子,「團塊新生代」是游離份子。對於「團塊世代」曾經經歷過的反抗文化,以及他們那稍嫌誇張的社會批判言論、矯揉造作的態度等特性,在「新人類世代」心中是既輕蔑又憧憬,但是他們將這種具有矛盾特性的排斥感,昇華為「內省」,繼而開創出日本式的「個人主義」;而「團塊新生代」則是沿襲了「新人類世代」的個人主義,進而脫胎換骨成為游離在大氣中的「粒子」。「粒子」與「粒子」之間沒有交集,只有淡泊的泛泛之交。這個變化過程,或許也正代表戰後日本人氣質的變遷史。

至於一九八零年以後出生,也就是當今的日本年輕人,最近總算出現一個名詞:「義工世代」。這是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之後才浮上檯面、逐漸受矚目的一群。只是,一個文化的形成,從孕育到茁壯成長,通常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來觀察與歸納,因此對於所謂「義工世代」的背景與特性,目前仍無法予以闡釋,尚有待長時間的觀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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